医生文革被诬强奸犯40年 当事人澄清仍无法平反

2014年02月18日13:52  《小康》杂志 微博

  含冤“强奸犯”40年无法平反

  40年前,她在别人的威逼利诱下,一纸诉状将他送入大牢。他背负着“强奸犯”罪名申诉多年未果,绝望之时,她却主动站出来愿意还他清白。18年的漫长等待后,他收到了法院的“驳回申诉通知书”。这份“迟到”的证言却仍无法还他一份清白……

  文|《小康》记者 谈乐炎 唐山报道

  “我不是强奸犯”。40年中,韩廷瑞几乎所有的气力都花在这句辩白上。

  岁月流逝,这种辩白似乎越来越无力。年近80的韩廷瑞身体每况愈下,每说这句话时,他都会按住自己的胸口,阳光照在他满是沟壑的脸上,一团乱麻。

  久久的沉默。

  “韩廷瑞是清白的。”坐在沙发那端的她再也忍不住,俯身泪如雨下。 她叫杨瑞霞,40年前,是她的一纸诉状让他戴上了“强奸犯”帽子。

  “是我当年的极端无知,害了他一辈子。”杨瑞霞说。

  韩廷瑞苦笑了一下,他递给《小康》记者一份文件——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韩廷瑞强奸(未遂)一案终极决定书2010》,上面写道:经查被害人杨瑞霞在案发十余年后的证言,与其原证言不符,且相关证据不足,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,经本院审查,同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终结意见,决定对你的申诉案件予以终结。

  “如果要背负着‘强奸犯’的骂名进棺材,我真是闭不了眼,这比任何罪名都肮脏、不可饶恕。”韩廷瑞手中的茶杯在抖动,“我不要赔偿,只要恢复名誉。”

  很多个夜里,韩廷瑞都幻想着梦醒之后就能成为一个“平常人”——一个至少不是“强奸犯”的人,而在杨瑞霞心里,自己早已是一个“疯子”——一个时刻遭受良心拷问的“罪人”。

  他们都有点绝望了。

  “他强奸了我”

  40年前,他是医生,她是病人。

  1971年5月25日晚上6点,杨瑞霞因为自感发烧身体不适,来到唐山古冶区赵各庄联合医院门诊部就诊,接待她的是韩廷瑞,“37.3度,我给你开点一般的解热药吧。”韩廷瑞对杨瑞霞说。

  “韩大夫,能不能给我开几天假,我想住院。”杨瑞霞问。

  “不行,现在都在抓革命促生产,再说你身体也没什么事。”韩廷瑞一口回绝。

  杨瑞霞拿着处方来到药房,正巧碰到了当班的表姐张淑华,她想到用熟人关系向韩廷瑞“要假”,碍于同事情面,他只能同意将杨瑞霞收门诊观察。

  在第二天例行查体的时候,韩廷瑞无意中发现虚岁17的杨瑞霞乳房还未发育,就说了句:“你第二性征发育不全,要加强营养。”

  此时杨瑞霞完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,在上洗手间的时候,她遇到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,杨瑞霞随口问道:“医生,韩大夫说我‘第二性征发育不良”,啥意思呢?”

  “白大褂”瞥了一眼她之后,瞬间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——多年后,杨瑞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,才意识到这是“阴谋”的开始。

  第二天,“白大褂”来到了杨瑞霞病床前,她自称叫刘桂珍,也是这家医院的大夫,她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到杨瑞霞面前:“你写个材料,说韩廷瑞强奸了你,我批准三个月假,补你108块工资和粮票,不写的话,明天就出院”。

  强奸,杨瑞霞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词,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刘桂珍——“让你写就写,不写赶紧出院!”刘桂珍的语气“不容置疑”。

  最终,杨瑞霞还是用“强奸”交换了“粮票”,很多年后,她无数次面对人们的嘲笑和质疑——几张粮票就把自己的“清白”出卖了?

  “我当时真不知道‘强奸’是个这么‘脏’的词,要不然我也不会做那么没脸的事,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没人信,一切都是我的贪欲造成的。”杨瑞霞说。

  几天后,韩廷瑞上班的路上突然被几名红卫兵拦住,“你是强奸犯,我们要逮捕你!”韩廷瑞脑子一懵,等缓过神的时候,他已经单腿倒挂在树上,等待他的是一根哗哗作响的鞭子。此时的杨瑞霞正躺在病床上休养,这期间刘桂珍又几次找她誊写“材料”,然而不久护士间的一次谈话让她内心一颤——韩廷瑞因为强奸女病人被抓了。

  当杨瑞霞第二次听到“强奸”这个词的时候,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个“好词”——她突然联想起那些“材料”,自己是否就是那个“女病人”?一股凉意从后背生出,她用被子蒙住了全身。

  “我有可能被人利用了。”

  “我认罪”

  5岁的女儿韩洁那时每天都会坐在家门口等韩廷瑞下班,在她记忆里父亲是个魔术师,总能从口袋里变出各种宝贝,可是一连几天,韩洁都没等到父亲,而一旁的母亲,总在独自落泪。

  几天后,韩洁在街头看到了一个戴手铐脚镣的男人,他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块纸牌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强奸犯”三个字,韩洁定睛一看,眼前这个蓬头垢面、眼神呆滞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,迟疑几秒钟后她一步上前抓住了韩廷瑞的手:“爸爸,我们回家吧!”突然一记飞拳过来,韩洁瞬间眼冒金星,然而父亲那个扭曲的背影却深深地定格在她脑海里。

  “审判”仍在继续。

  摆在韩廷瑞面前的检举材料让他摸不着头脑——杨瑞霞、杨瑞霞,杨瑞霞……他挖空心思才想起这就是那个“发育不良”的女病人,瞬间他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名字——刘桂珍。

  一定是她唆使的。韩廷瑞没想到刘桂珍会用如此狠计——作为同事,他与刘桂珍在医学理念及技术上的激烈矛盾,早已公开,随着刘桂珍成为“造反派”头目,这种矛盾上升到了“阶级矛盾”。

  “我是被冤枉的”,韩廷瑞总是艰难地反复说着这句话,然而每次都会遭致一顿毒打,他的哀叫声透过生产队喇叭传到了家人的耳朵里,70岁的老父亲顿时晕倒在地。

  “我交代”,在又一次被暴打之后,韩廷瑞“认罪”了。

  此时的他门牙全无,漏风的吐字引得“审讯者”一阵奸笑。多年后韩廷瑞在回忆起这段屈辱岁月时,总是喃喃自语:“‘死’都不应该承认啊!”

  一个“强奸犯”从此记入史册。

  1972年9月5日,唐山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下发了刑事判决书:韩犯资产阶级淫乱思想严重,借职务之便猥亵和强奸女患者,情节恶劣,并且认罪态度不好,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。

  杨瑞霞此时心里“七上八下”,在医院“带薪休假”的这段时间,她始终没有见到韩廷瑞,心中一种不祥感油然而生。在一个护士的口中,她得知韩廷瑞“进去了”,当杨瑞霞日后理解“强奸”的意思后,才明白护士临走时投来的鄙夷眼神。

  很快,杨瑞霞感到了周围人异常的目光。尽管自己干活积极麻利,却得不到领导肯定,还经常挨无端的批评,要好的姐妹也开始疏远她,走在大街上,她真切地有了“脊梁骨发凉”的感觉。在一次与工友的争吵后,杨瑞霞真切地听到了“破鞋”二字。

  委屈感在杨瑞霞内心迅速蔓延,她开始到意识到自己被刘桂珍利用,也预感到这或许只是为“强奸”付出代价的第一步。

  这种代价也包括——对韩廷瑞的愧疚,很多次梦里,她都看到一张脸朝她袭来,愈来愈扭曲,直到大汗淋漓地醒来。

  她无处诉说。

  “你要咬住他”

  韩廷瑞的妻子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,尽管丈夫以如此不堪的罪名入狱,然而十几年的夫妻让她相信,自己的丈夫不会做那样卑鄙的事,然而孤儿寡母加上“黑五类”家庭成分,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  在韩洁印象里,母亲总是拖着病体上班,拿回的工资却是杯水车薪,经济上的拮据、周遭的歧视让母亲心力交瘁,韩洁多次听到二哥提及——母亲拿出了农药准备一饮而尽。

  1976年7月28日,史无前例的唐山大地震暴发,当母亲耗尽最后一口气从废墟里拉出韩洁时,二儿子却永远埋在了地下,韩洁与母亲站在瓢泼大雨中,没有人给他们搭地震棚,最后还是父亲曾经的病人从另外一个村庄赶来,为他们撑起了“一片天空”。

  让韩洁感到无比欣喜的是,半年后她和母亲等到了出狱的父亲,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  韩廷瑞此时已被开除公职,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丢掉了“饭碗”,生活的重担仍旧落在妻子一人身上。

  看着妻子瘦弱憔悴的背影,韩廷瑞悲从中来——堂堂七尺男儿却撑不起一个家,世代行医的家风将在自己手里终结,而周遭人躲避不及的目光,让他不胜心寒。

  很多个夜里,韩廷瑞想到杨瑞霞的名字就会彻夜难眠,仇恨在他心里暗自生根。他甚至多次在杨瑞霞厂门口“守候”,看到她的那一刻,他总是握紧双拳浑身发抖,然而韩廷瑞始终没有勇气上去“问个究竟”,因为他担心杨瑞霞一旦“抵触”他,自己很可能再次经受牢狱之灾,他怕了。

  申诉,韩廷瑞意识到只有走法律之路,才能真正还自己“清白”,挽回失去的一切,他万万没有想到,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申冤之路。

  转眼到了1980年初,杨瑞霞已经成为了一个孩子的母亲,岁月的成长,让她内心原本的不安及自责感愈来愈强烈,在经历难产与死神相对的那一刻,杨瑞霞甚至想到——这是冤枉陷害别人遭报应了。

  几个月后,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案件大彻查、落实政策工作,法院找到了杨瑞霞,希望她说出当年案件的真实情况,杨瑞霞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“赎罪”机会。

  可是,刘桂珍很快找到了她:“你要咬住他对你有奸污行为,不然的话,对你没有好处。”

  杨瑞霞想到“赎罪”的代价很可能是身败名裂,甚至坐牢,她退却了。

  1981年2月25日,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刑事判决书:原判认定韩廷瑞对杨瑞霞强行奸污,事实失真,没有证据不予认定,改判为强奸未遂免予刑事处分。

  韩廷瑞再次陷入了黑暗的深渊,在他以为可以看到光明的时候。

  “我还是个强奸犯。”

  多年后,尽管杨瑞霞主动为韩廷瑞申诉,但这段过往让韩廷瑞一直不能释怀:“如果她那时‘能’帮我一把,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”

  改判不久后,唐山中院下发了恢复韩廷瑞工作的函件,这让他内心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,然而卫生系统没有任何单位愿意接受他,最后在家人的帮助下,韩廷瑞在锅炉厂谋得一工作,几年后工厂倒闭,他彻底失业了。

  韩廷瑞的家庭再次陷入了经济上的窘迫,而来自周遭人的歧视,让韩廷瑞家人深感痛苦——“你个老流氓”,这是韩洁听到得最多一句的谩骂,每当这时,韩廷瑞都会默默走进书房,很快传来绝望而压抑的痛哭声……

  迟到的“救赎”

  “我相信你就够了”,这是韩廷瑞妻子临终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  这也成为他继续申诉的动力——正因为妻子弥足珍贵的信任,使他更觉得“清白”的珍贵,与此同时,找他看病的人也络绎不绝,他总是很负责地对待每一个病人,并且只收很微薄的药费,在韩廷瑞看来,这些病人让他觉得生活变得光亮。

  1992年7月28日,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韩廷瑞强奸(未遂)申诉立案。

  就在韩廷瑞为申诉无果焦虑时,埋藏在杨瑞霞内心深处的自责彻底爆发——我的假证害人坐牢,很可能毁了他的一生,是时候还人清白了。然而另一个声音也在敲打着杨瑞霞:你自己也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后果,值吗?纠结很多年后,杨瑞霞选择说出真相。

  2000年,杨瑞霞连续三次到唐山中级法院“坦白”——当年受人主使作伪证,致使韩廷瑞含冤入狱,要求为其平反昭雪,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杨瑞霞忐忑地等着法院回复,可是一直没有回复,这时候她想到见韩廷瑞一面,当面给他“赔罪”,辗转打听,她惊讶得知——两人的住所只一街相隔。

  30年后再次见面,他们都认不出彼此的容貌了。

  韩廷瑞看着门口一直低头哭泣的女子,顿时明白了一切:“阁下就是送我进监狱的人吧?”杨瑞霞的意外出现让韩廷瑞五味陈杂——多年来,他恨她,无法饶恕的恨。然而他更明白,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,她也是受人利用,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合力申诉。

  让两人始料不及的是,流言蜚语开始袭来,因为两人经常一起商量写材料,坊间传他们搞不正当男女关系,杨瑞霞的丈夫开始爆发积怨——结婚前他就知道妻子“被强奸”的事,但是他始终没有去正面捅破“这张纸”,但是内心里他从没看得上妻子,于是用整夜不归的行为来表示对家庭的漠然,如今妻子公开申诉翻案并且“乱搞男女关系”,让他脸面丢尽,两人的婚姻走到了边缘。

  韩廷瑞和杨瑞霞则坚信,只要案件“水落石出”,一切就会不攻自破。然而10年等待里,他们一直没有等到法院正式申诉反馈文件。而事与愿违,2010年3月21日,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驳回申诉通知书,两个月后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终极决定书。

  “对不起,我迟到的证言无法还你清白”,杨瑞霞说她这辈子第一次真切感受到“为时已晚”的含义。

  韩廷瑞再次跌入了黑暗的深渊,探不到底。

  “等了18年,却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申诉之路就要终结,我不能接受。”韩廷瑞说。

  当《小康》记者几次联系唐山市中院要求求证案件相关情况时,对方均以内部沟通为由暂未回复。法学博士、北京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波在接受《小康》采访时表示,就证据效应来说,40年前的“证据”显然要优于40年后的“证据”,要推翻前一个证据必须要有事实证明当时是刑讯逼供,作为刑事案件来说,被害人的证供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量刑依据,而不足以推翻案件。

  “从法律精准角度来说,驳回申诉及终结案件无可厚非,但这种做法未免机械,本案发生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,很大程度是历史的烙印造成,冤案可能性较大,法院可以考虑证据不足撤销此案,这样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没有伤害。”陈波说。

  “我希望父亲能放下这件事,这真不重要,好好享受天伦之乐,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韩洁说。

  “这真不重要吗?”韩廷瑞看着手中的驳回申诉书,老泪纵横。

  一旁的杨瑞霞,手足无措。

(编辑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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